房子變成一棟生活倉庫
我回到老家,花了七天時間把家裏的所有東西巡視了一遍。這是我住了二十幾年、我的公公婆婆住了五十六年的房子。公公是職業軍人,所以房子是政府分配的,有一百多坪,分為三層,在家人口中那是「樓上」、「樓下」跟「下面」三個空間。「樓上」有三間,一間書房,一間會客室,一間秘書的房間。「樓下」有四個空間,公公睡的、婆婆睡的,另外有客廳跟餐廳,當然還有我睡的公主房。「下面」分別是兩間副官的房間,一間勤務兵的休息室,以及一間廚房。
這樣說來好像很大,但是根據我的主觀感受,實際可用空間應該只有房子的十分之一。五十年來,東西只進不出,家具、衣物用品之外,還有許多不可思議的雜物收藏;從大陸帶過來的大木箱一個個原封未動,公公收藏的書報、婆婆數十年來的水墨畫,都是理所當然地充塞可能的角落。甚至,餐桌一角有張一九九八年的廣告單到現在還躺在原處,那對都已經離婚的新人送來的禮餅也原封不動的在酒櫃上。家裏是有人打掃的,物品堆積不去並不是生活習慣的問題,而是對家人來講,每一樣東西都是有意義的,有時間標誌性的,未來可能派上用場的。當人進入這樣的狀態,就沒有東西是可以捨棄的。漸漸地,房子變成一棟生活倉庫,主要是用來擺東西的,我們只是倉庫管理員。
那年年初,軍方通知,四月必須遷離,會換一個國宅給我們。雖然一個一百多坪的平房,去換一個不到四十坪的公寓,是有點為難人,但畢竟「情勢不為主觀意識轉移」,搬是一定要搬的。問題是,怎麼個搬法?積累五十多年、塞滿三層樓的物件,要放進一個國宅公寓,並不是多做幾個儲物櫃就可以的。整整一年半以來,凡是家庭聚會、出門逛街、壽宴喜慶,家人碰面討論的話題就是圍繞着:「怎麼搬?」解決方案從帥氣的「全丟了,再買新的啊!」到阿 Q式的「找國防部負責啊,是他們要我們搬的!」都有。聽到任何論調,我都投贊成票,因為打從心裏認定「反正不會是我搬」。早早我就跟姐商量,搬家我出錢,買新家具我出錢,但我動不了手。我知道那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老房子的味道
這樣,一年五個月過去了,我在老房子裏來來回回了數十次,婆婆除了嘴裏常常提到要搬家,家裏一點動靜也沒有,甚至公公的老花眼鏡也還沾着塵灰靜靜地躺在原處。天佑公公,他去世已經六年了。
終於有一天,或具體地說,是「搬家死線」的前五天,我跟同事如婷一起回家時,她小聲地說:「我覺得如果再不動手,可能真的搬不了了喔。」
「當初清清楚楚說好我不用動手的。」
「但如果房子原封不動,到了期限怎麼辦?」這不是如婷問的,是我在問我自己。我不能想像拆除大隊開着怪手吊車來時,年邁婆婆在房子裏驚慌垂淚,我舉着一塊「人在屋在,屋亡人亡」的布條在家門前嘶喊。
不囉唆,第二天早上九點,我穿着一身工作服,召喚了如婷、小嫻、怡俐、大麗真、怡臻等一班娘子軍,開始了我的強制搬遷!我跟自己說,不過就是丟東西嘛。
公公跟着軍隊撤退到台灣的第一天,就住進了這個日式的老房子。公公當時四十多歲,但房子當時是多老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從有記憶以來,它就很老了。屋頂上的瓦常常剝落,半夜有小貓會掉進天花板裏,一夜叫個不停,木板地底下會有老鼠爪子的聲音。我常幻想為什麼笨貓不乾脆掉到木板底下呢?兩敗俱傷,這樣不是可以安靜一點?對一個城市裏的小女孩,住這樣的房子並不是多愉快的經驗,雖然這畢竟是生我養我的地方。
公公走了很久了,但只要我回到老房子,聞到那氣味,看到他的書桌,我都會忘記他已經離開了。但是,如果這一切可供記憶的東西不復存在呢?如果桌子搬走了,房子拆除了,氣味消失了呢?我有能力把這些記憶完整地儲存在我的感官裏嗎?
還來不及解答這個問題,我已經扎起頭髮,戴上口罩手套,買了好幾包垃圾袋,來到了老家門口。我覺得自己像個屠夫。我一一指着家裏的東西,問婆婆:「這還要不要?」她的回答都是:「這個?當然要,這是……(回憶開始……)」過了兩個小時,我發現沒有一樣東西是她不要的,每一樣東西都是事關重大的,譬如那個缺角的盤子,「是你小時候吃麥片的盤子,你都不記得了嗎?」或那張傳單,「是公公一個老朋友開畫展的……」垃圾桶,「是中興百貨剛開幕時,我跟你去買的啊……」是啊,什麼冷血的人捨得丟掉我小時候吃麥片的盤子?
回憶是生活態度
因為父母早年決定各奔東西,我是跟祖父母一起長大的。從我能記事開始,我已經活在老人家的記憶裏。回憶不只是他們的表達方式,也是生活態度。因為兩岸相隔,他們的成長環境被剝除了,他們見不到親人、見不到家鄉,除了記憶,他們還能怎麼對抗這種隔離呢?
想法是感人的,但當我腦子再度浮出舉抗議布條的畫面,心腸就變硬了。我決定不用問她了。原則一,我心裏想着,凡是以後還買得到的,就丟。原則二,生活中毫無用處的,也丟。我打電話給收二手書的茉莉書房,說我有些老書要捐給他們。回答是如果要他們來收,需要超過一百本。我說,應該有三千本以上。他們來人看了一眼,結果是動用了八個工人,搬了兩卡車。
除了書,還有各式各樣的家具。那些家具都是我在拍二三十年代背景的戲裏才會看到的。我打電話給一個做戲用道具的朋友,請他來收。他兩手空空來了,進來看了不到五分鐘,說要回去開卡車。我不知道他一共搬了幾車走,我在忙着丟別的東西,但耳裏倒是一直聽到他的話外音,「天啊!還有啊!」
家電在我們家出現算是晚的。小學時,我曾羨慕同學家有洗衣機,回來問婆婆,為何我們家沒有?她的回答是,因為我們家有人洗衣服,而且衣服用機器洗容易壞。從小家裏也沒有看電視的習慣,公公的理論是「客人來家裏是交流,不是來看電視的」。因為這樣,家裏晚上是無聲的,婆婆畫畫,公公看書、寫毛筆字,而我,我忘了我在幹嘛,應該在發呆吧。但是曾幾何時,我家成了有四台電視、四台錄影機、三台 DVD、兩個微波爐、三台冰箱、兩個洗碗機。這就是時代的洪流嗎?還是因為我進了演藝圈?
忘記的一扇門
人家要是問你,你家裏東西有多少,你能怎麼回答?你的計量單位應該是什麼?從某個角度說,每一個人家裏的東西都很多,那是生活長年的累積。但有些東西是可以計量的,譬如說,我問你,你家的酒有多少?
讓我打開我家的酒窖瞧瞧。所謂「酒窖」,其實是公公房間裏的一個小儲藏室。我從來沒有看過裏面是什麼,因為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它的門口就堵着一個掛大衣的架子,意思是那裏面沒有什麼,就算有什麼,也跟我們的生活無關。要不是搬家,所有人都根本忘記那邊有一個門。終於打開後,灰塵撲面而出,門後是滿滿一櫃子的酒,每個瓶子上都覆蓋着一層塵封的土。我隨手拿下一瓶瞧着,空的,全空的,但瓶口的包裝原封未動。這瓶酒沒有開過,只是,蒸發掉了。我一瓶一瓶的取出來,大致算了一下,兩百多瓶。
長年在家裏幫忙張羅的張叔悄悄來到我身後,「另一個儲藏室裏還有。」
「我床頭櫃子裏也有,統統可以當你的嫁妝。」婆婆湊過來說。這話聽起來窩心,每個家庭不是都有傳家寶嗎?但陪嫁幾百瓶酒,這是傳達了什麼訊息呢?悲喜劇成了鬧劇了。公公是不喝酒的,但他覺得別人送酒是心意,不應該轉送,更不應該轉賣,八十幾歲的老先生,就這麼攢了四百三十瓶酒。多嗎?酒之外,類似的禮品類還有茶葉六百多罐、人參兩百多盒……
就這麼日復一日的戰鬥,書要丟、家具家電要丟、衣服要丟、剪報要丟──公公四十多年的剪報,及家中老小幫我從娛樂版搜集來的剪報。我的中小學作業、知名不知名的情書,也在以身作則、大義滅親的心情下,一併收進垃圾袋。
就這麼不斷地與往事乾杯,有天爸爸說話了,「你簡直是秦始皇,焚書坑儒。」我聽了臉上是笑的,心裏是酸的。也眼看着已經丟掉的東西,有人晚上拿着手電筒到垃圾堆又偷偷撿回來。就這樣諜對諜來回數日,爸爸終於又站在院子裏指着我,「紅衞兵抄家也不過如此!」
好笑嗎?其實慘絕人寰。婆婆聲音顫抖地問我說:「我的紅木櫃你為何不幫我搬到新家?」我跟她說,我量過了,新家的電梯太小,進不去,就算走樓梯搬進了新家,也放不下。然後我就見她獨自坐在餐廳看着紅木櫃哭,她說這次真的不想活了,連這個紅木櫃她都帶不走。我站在那裏,完全不知從何說起。
壓抑和堅強終於瓦解
七天這樣血淋淋地過去,我堅持了我冷面屠夫的角色。搬進新家的黃道吉日終於來臨。當天中午我因為有工作,要姐姐早點到老家,把公公的牌位請出。結束工作我一進老家門,姐氣急敗壞把一對簽塞到我的手裏,她說她對着公公牌位磕頭磕了一個多小時,簽擲了無數次,出不了一個「正簽」,意思就是──公公就是不肯走。她覺得公公在耍她。我收下簽,請姐先把婆婆帶去新家,不要讓她最後一個走,以免觸景生情。我跟如婷在這空蕩蕩的房子裏,拿起膠布把一個個老櫃子封上,寫着「清空」,把房門一個個關上,再次貼起膠布,寫上「清空」。
最後回到大廳,我看着公公的牌位,手裏拿着簽,四周一片安靜,心也是靜的。我跪下來磕了三個頭,心裏說着:「我知道您捨不得離開,我也捨不得離開,但『家人家人』,家就要跟着人,爸爸還在,姐姐還在,婆婆還在,他們在哪裏,您的家就在哪裏。」我擲了簽,「一正一反」,那是他說好的意思。我繼續念着:「婆婆已經在新家等您,她從來沒有一個人住過,她可寂寞了。」第二個「正反」;應該 OK了。這時如婷一旁屏着氣說了聲:「還要再一次。」
還要再一次?我吸了口氣,閉上眼,「親愛的公公,我知道您最疼我,我們走吧……」我將簽高高舉起,睜開眼睛看着照片上的公公,手一鬆──連續第三次的「一正一反」。我用力地把頭往地上一磕,突然間,這些天的壓抑和堅強徹底瓦解,我伏在地上大哭了起來。
二○○五年四月十號下午五點十分,我終於看了最後一眼門前的那棵桂花樹,轉過身去,拉上大門。喀嚓一聲,這世界上能有一種聲音是這般熟悉又如此驚心動魄嗎?走出小小的巷道,我禁不住再次轉身,覺得故事還沒完。可不是,一片夕陽的殷紅中,那個甩着兩條辮子的小丫頭,左手牽着公公,右手牽着婆婆,正步履輕盈地唱着歌。看着她得意洋洋的樣子,你會以為全天下的小孩都不用長大。歌聲若有似無地傳來,聽不真切,但我知道她在唱什麼。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山坡上面野花多,野花紅似火……
(劉若英)
[2011/4/10香港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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