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與失之間

Egg Chair and Stool by Arne Jacobsen, 1958, produced by Republic of Fritz Hansen

最近台灣開始關注芬蘭網路軟體的發展，在Nokia被微軟收購後，芬蘭面臨產業轉型，健全的輔導機制與開放的創新環境，讓芬蘭很快爬起來，成為繼柏林、倫敦之後另外一個科技重鎮。如果說芬蘭是主導北歐整體科技發展的重心，那丹麥可以說是近期北歐設計再起的指標。

當義大利家具產業還沒有看到復甦希望時，哥本哈根有機會重拾歐洲設計重鎮的地位嗎？建築設計雜誌Dezeen的作家Dan Howarth提出他的觀點。

向經典致敬

在1950和1960年代，家具狂熱者分別從歐洲和美洲聚集到哥本哈根，搶先看包括Modernists Hans J. Wegner, Arne Jacobsen, Poul Kjaerholm 和Finn Juhl等大師的作品。現在，丹麥設計再度興盛起來。

為了慶祝 Hans J. Wegner的百年冥誕，製造廠商們再次像這些大師們致敬。Carl Hansen and Son，PP Møbler和Republic of Fritz Hansen重新推出經典家具和量產從未曝光過的設計。Carl Hansen and Son開始量產在1955年設計的木頭和鋼鐵椅子，並採用Wegner在1950為該品牌設計的logo。

Christian Holmsted Olesen是一位熟悉丹麥設計的專家，同時負責策劃在 Copenhagen's Dansk Design Museum舉辦的Wegner作品展，是第一位提出丹麥設計復甦觀點的人。他說從2002年Arne Jacobsen的100冥誕開始，丹麥設計又再度受到歡迎。

新品牌崛起 

當這些大師們的作品再度受到關注，如同二十世紀中期一般成功的同時，新的丹麥品牌也在近十年左右，成功站穩腳步且迅速的受到市場歡迎。

過去設計大師們的設計家具都鎖定在國際精品奢華市場，但新品牌包括Hay, Muuto, &tradition, Normann Copenhagen and Menu則專注於生產更多消費者買的起的家具。「這些成立約十年的品牌，概念都是提供大家熟悉的丹麥或斯堪地那維亞設計風格，但便宜許多的家具」Holmsted Olesen認為這些品牌成功的原因，是因為其他丹麥設計都變的太昂貴了。

Hay的創辦人Rolf Hay說，要從大師們留下的文化資本陰影走出來，開始一個新的品牌非常不容易。他告訴《Dezeen》，從一個擁有如此強大設計文化背景中起步有很多限制，因為一開始我們的作品，就會被拿去和那些大師們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較。當Arne Jacobsen已經設計出全世界最棒的椅子時，我們為什麼還要設計一張新的椅子？從大師們的陰影中走出來真的很困難，但或許這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挑戰。

Hay表示與國際設計師合作設計的靈感其實來自義大利。Cappellini把全世界的設計師帶往義大利，他們是第一家公司與BarberOsgerby和the Bouroullecs合作的公司，現在仍持續與Jasper Morrison合作。

Hay瞭解到成本對於Cappellini來說是個問題，且發現了類似設計產品卻相對合理價格的市場。有很大的一群人欣賞Cappellini的設計但卻買不起，所以這成為我們公司的起點。如果我們能生產一個高設計水平卻相對容易負擔的價格，那就是我們立足的市場。

其他丹麥設計公司也有類似的想法，近代設計品牌的崛起，同樣都是定位在高端低價的市場，目前處於良性競爭的狀態，他們彼此都是競爭對手，但私底下又有非常多的交流。 

Hay有一套理論關於為何他們可以在不景氣中存活，甚至力爭上游。或許跟美學沒有太大且直接的關連，真正幫助他們的是關於企業經營的觀念，這些公司擅長設計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

米蘭的掙扎

不幸的是，義大利的狀況完全不同。去年Moroso的Patrizia Moroso說，米蘭「還站在過去」、「米蘭已經失去生產文化」（原文，主要原因是傳統義大利的師徒制度無法成功移轉到學校教育系統，加上政治的動盪不安） 

丹麥設計復興成功已經引起義大利公司的注意。「我知道像是Vitra已經開始研究Hay，因為他們無法瞭解為何他們可以成長如此快速。」Holmsted Olesen說當中的秘密在於他們瞭解人們不想花超過100歐元去買一張椅子，他們瞭解消費者願意花多少錢。

源源不絕的新銳設計

另外一個讓丹麥設計成功的關鍵是新銳設計師的崛起，當地政府與品牌為了培育新銳設計師不留餘力。

新銳丹麥設計師Line Depping和Jakob Jørgensen與Hay合作開發產品的同時，也有自己的創作。品牌與設計師都同意，設計師為品牌設計的同時，也可以與其他藝廊和展覽合作。

在商業設計和實驗作品中取得平衡成為設計師與品牌最適當的關係。Hay知道很多創意來自於實驗性質設計的自由度，所以他們非常支持這些設計師從事實驗性質的創作。

丹麥政府每年都會提供獎學金和補助給設計師，並提供工作空間給設計師使用。

座落於哥本哈根濱水區的舊倉庫，現在是丹麥設計工作坊，提供各式各樣，適用於木頭、金屬、紡織等不同材質的機器，讓設計師進駐學習或申請使用。這些設備讓他們有機會設計一些比較大型，無法在自己工作室完成的作品，或讓他們熟悉使用特殊設備的技術。

此外，政府每年四月支持不同設計師在米蘭參與the Mindcraft exhibition。這個mindcraft展覽推廣專注於高品質的工藝品，展品從傳統丹麥文化元素到現代的創作都有。這種用國家品牌經營設計的方式獲得其他國家的欣賞與肯定，且同意這政策是維持高品質設計的原因之一。

新米蘭

擁有優良的傳統文化，成熟的競爭環境和正確的鼓勵支持，讓丹麥的設計產業變的堅韌而義大利顯得掙扎，所以哥本哈根會成為新的米蘭嗎？

Holmsted Olesen說：「很有可能，之前就發生過。在1950年代，每個人都來到哥本哈根看看最新的設計，只要我們持續往對的方向，絕對有可能！」

原文

人口即命運？ 

Holmsted Olesen從時機、消費趨勢以及政府政策的觀點，解釋丹麥的哥本哈根有機會取代義大利的米蘭成為設計重鎮的原因。義大利的設計製造業看起來真的很不樂觀，連Alessi的總裁Alberto Alessi都預言，義大利的製造業可能消失。最近剛好看了《經濟大懸崖》，從人口的角度解釋消費潮，預測國際經濟趨勢的書，剛好想到或許從出生指數的角度，解釋為什麼義大利設計逐漸沒落，但北歐設計看起來越來越蓬勃的原因。

圖：義大利出生指數  

義大利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嬰兒潮的出生高峰在1964年，從那之後呈現明顯的斷崖，一直到1985年後才呈現穩定的低出生人口數。1970～1985年出生的人，現在剛好是30～45歲，國家生產力的重要來源，同時也是消費的主力，相較於上一世代創造的經濟資源與規模，義大利根本沒有新生代來接棒，整個產業的銜接面臨很大的斷層，是製造業沒有生產力、設計人才青黃不接的根本因素。

那北歐的人口指數呢？雖然上文只有提到哥本哈根，但同時期荷蘭、瑞典也出了很多品牌，且基本上北歐國家彼此設計師合作的機會相當多，即使是丹麥品牌，但合作的設計師也不是只有丹麥人，因此可以把鄰近四個國家放在一起比較。

圖：丹麥、瑞典、芬蘭、挪威人口出生指數統計

我們把北歐四個相鄰國家的人口加總，雖然合計出生人數還是不到義大利的一半，但相對比較分析，在1970-1980期間，出生率下跌比率還是低於義大利（接近50%，1984年的出生數約為1964年的一半），北歐國家甚至在1983年之後開始成長，他們也是全世界少數在2000年之後，出生指數還呈現正成長的區域。完整的社會福利政策是婦女願意生孩子的主要原因，這跟我們對於北歐國家的印象吻合。

假設北歐與義大利的學生願意接受設計教育的比例都一樣，而學校教育與政策是決定，學生受過設計教育後能順利與市場接軌，進而創造經濟效益比例的因素（例如總共1,000位新進學生，有10%的學生對設計有興趣，而好的教育與政策可以讓其中50%的學生，也就是50位設計師投入產業創造效益），北歐與義大利的差距可能會逐漸從相對優勢變成絕對優勢。

1970-1990年，義大利累計出生人口約為一百四十萬人，而北歐四國加起來約六十萬人，從早期1960年代的四倍差距縮小到兩倍多，如果義大利的政經環境無法改善、培養人才的方式無法從師徒制順利轉移到學校教育，加上沒有完善的產業政策，義大利在米蘭家具展扮演的角色，將會越來越邊緣化。

教育政策、產業政策都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不過產業發展成長的根本原因，就是投入生產力的人口，不外乎有人說人口即命運啊！